始於呼籲憲政　終於打擊憲政 - 孟岐庵

「2013年1月6日至9日，集團所在廣州市廣州大道中289號大院門口聚集了大量人群，對集團正常的工作秩序產生了較大影響，人員和車輛的正常進出受到阻礙……集團一些會議（活動）被迫取消。」


這是13年12月28日微博上盛傳的一份文件。白紙黑字，再加紅色的「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抬頭，民眾或許以為這是南方報業對去年初南周抗議事件的官方陳述。萬沒想到，這是南方報業為配合廣州警方對民權人士郭飛雄、劉遠東、孫德勝等人檢控而作出的「情況說明」，也就是「證詞」。在廣州市檢察院的控訴書中，排名第一的罪狀是「聚眾擾亂公共秩序罪」，因他們去年初赴南方報社大廈門口聲援南周，發表演講主張憲政，據稱造成了對公共秩序的破壞。


始於呼籲憲政的獻辭，終於打擊憲政的證詞，南方系高層在一年間實現與中共維穩機器的默契配合。人們曾以為南周的抗爭會釋放出某種程度的言論自由，最終不過是癡人說夢。為黨國盡忠職守的宣傳部長是不可能被驅逐的，協助宣傳官員竄改稿件的總編是不可能被降職的。作惡者仍端坐在高位上，嘲笑人們不過是螳臂當車。誰知，秋後算賬算到了南周聲援者身上。更讓人意外的是，南方報業突然轉身「背叛」了其支持者。南方報業高層當然會說，市民是去聲援南周的，與南方報業尤其是南方系領導無關。


儘管這份以南方報業名義出具的證明沒有一字提到郭飛雄等人（或許南方系現任領導們還想給自己留個狡辯的機會），人們還是感到被嘲弄和侮辱。郭飛雄的辯護律師張雪忠在微博指出，這是一份對「當事人極為不利的說明」。而事實上，這是一份不必出具的說明，是否具備法律意義仍值得商榷。不少南方系記者因集團出具這份「情況說明」而感到羞恥，而他們通過微博發出的「異見」均難逃被「和諧」的命運。換言之，南方報業高層以小圈子決策騎劫整體報社意見，以配合維穩機器打擊民權人士，做到了「助紂為虐」。


南方報業已然墮落了嗎？至少，其高層領導已經徹底官僚化了。南方報業曾以「有可以不說的真話，但絕不說假話」為報訓，在鄧小平南巡後成為以改革開放為志業的自由派堡壘，旗下的《南方周末》和《南方都市報》都因直接或間接推動中國新聞業的進步而蜚聲中外。


為何今日的南方報業居然會為配合警方而上演這樣一齣黑色幽默劇？外界須知曉，現時的南方報業已不是人們所熟知的那個南方報業了。宣傳官員治下的南方報業，不僅喪失了銳氣，也損毀了報格。


其實，早在1995年，宣傳官員就已進入南方報業內部。彼時的宣傳官員還能尊重南方系自身對新聞審查的自主權。張東明於2003年從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空降任南周總編，在數年內南方報業高層還能夠將其影響減弱到最低。然而，外部管制加劇，張東明藉着上層意志十年磨礪，終於自2012年起成功把握南方報業輿論導向的大權。


2013年春夏之交，廣東省宣傳部副部長莫高義繼楊健之後擔任南方報業「一把手」（黨委書記和董事長）。2013年9月底，江藝平從南方報業副總編的位置上提前退休。以范以錦、楊興鋒和江藝平為代表的辦報路線已被正式終結，只留下了餘火尚溫的精神和理念。這些鼓勵新聞記者在意識形態界限內敢於突破禁忌的精神和理念一旦遭遇外部權力的持續壓制，也只能望洋興嘆，徒剩悲情和懷舊。


宣傳部門對南方報業從相對寬鬆到嚴加看管，顯示出當局對體制內自由派和異議力量的系統性排斥。這種排斥顯然是中央權力和地方權力共同合謀的結果。南方報業在過去二十多年中所享有的相對開明的輿論控制環境，如今已不復存在。權力的集權化和本土改革派官員的相繼退出政治舞台，使南方系的「後台」難以在危機時刻給予其必要的保護和緩衝地帶。「宣傳系」領導考慮的不是媒體的專業主義理念，不是其市場生存的合法性，只是以黨國「耳目喉舌」身份自居的「安全出報」原則。


2013年對中國報業來說，是一個不平常的年份。報紙面臨的政治管制和來自新媒體的全面性衝擊急劇加強。人們無不擔心，報禁未開，報紙先亡，不僅死於僵化的政治控制，也死於無法應對社交媒體的挑戰。





孟岐庵


傳播學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