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黨委書記」 - 端木少華

中國中央電視台12月22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主辦「2013年海峽兩岸媒體前瞻論壇」，70多家報紙、電視、通訊社、廣播媒體主管和專家學者100多人參加，包括《人民日報》、新華社、台灣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和《聯合報》系等。雖然未必一網打盡，台灣方面該去的都去了，不應去的自然從缺，「國賓」名單如何安排全在不言中。


官方對這次論壇顯然有所期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主席俞正聲出面接見，就如司馬昭之心。中共中央宣傳部應是後台導演，弄了一場好戲，讓演員粉墨登台。論壇提出六點共同倡議，涵蓋雙方新聞媒體的理解、客觀、交流、常駐、互補與機制，不過是畫龍點睛。中宣部畢竟掌管中國意識形態、新聞理念及操作與教育方針，台灣代表若非認可中宣部的正當性，就是不知黨國媒體所為何事。


中國和平崛起，並於世界舞台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加上國共兩黨「一笑泯恩仇」，北京與台北相互往來不僅不可避免，也是全球大勢所趨。當各國主要新聞媒體的記者都長駐北京時，兩岸媒體的互動不值大驚小怪。新聞記者到底是人民耳目，中國和台灣的媒體能夠眼觀四方，耳聽八方，毋寧比彼此猜忌好得多，百聞也不如一見。


從工具理性看，共同倡議無可挑剔，就目的或價值理性說，特別是中國的「黨管媒體是原則」，第二點就不無問道於盲的荒謬，不知從何說起：「兩岸媒體應秉持真實、準確、全面、客觀的新聞傳播原則傳遞兩岸訊息，反映主流民意，提升媒體公信力，營造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輿論氛圍。」字裏行間情理兼顧，魔鬼卻躲在細節外，請君入甕。


其實，共同倡議避重就輕，忽略中宣部在新聞傳播過程中的主導作用與掌門地位。2013年廣州《南方周末》新年特刊獻詞被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修改的慘不忍睹，就是中宣部「長手善舞」的印記，更多例子不勝枚舉。這些都與中共各級黨委書記或宣傳主管脫不了干繫，台灣的媒體代表、專家或學者不可能既無常識又無知識，更缺膽識。


建國後，中共以黨領政，且黨國不分，除了行政機關和大小學校，由中央到地方，新聞媒體都設有黨委書記，一方面彰顯媒體為國家機器所有的事實，另一方面，則分層掌握轄區內新聞報道和言論的走向，盡收天下兵器，為黨張目。台灣新聞媒體主管只要訪問對方任何新聞機構，應不難觀察到黨委書記的存在與威權。


既然黨國當家，中國新聞記者基本上算是國家僱員，新聞媒體主管則非黨員莫屬，這是為甚麽中宣部動輒能夠撤換編輯和記者的原因。黨有黨規，新聞與言論審核是過去60多年來中國新聞記者的共同認知和生活經驗，所謂媒體獨立和自主頂多是操作層面的技術枝節，無關抽象的獨立思考與自主批判。


由「前瞻論壇」的聲明看，台灣新聞媒體與學術界代表簡直目光如豆，只看到中國新聞媒體的技術專業化和商業化，如時效、深度調查和市場競爭等，對中宣部的結構性控制，視若無睹，還提供背書，難免合理化一個台灣歷經40年才打破的不合理體制。


台灣在1987年解除戒嚴前，新聞媒體面對的政治高壓和中國目前的相去不遠，國民黨文工會無所不在，與中宣部難分軒輊，記者只能在有限的夾縫中跟威權體制鬥爭。當年許多懷抱民主與新聞自由理念的記者早已位居媒體高位，有頭有臉，有些正是參加北京論壇的代表。資深記者就算沒吃過豬肉，總看過豬走路，他們在擺脫文工會的干預後，又如何無感於另一個集權對新聞媒體的宰制，甚至與中宣部共舞，誠是自由民主的弔詭。


新聞記者有政治色彩或信仰純粹是個人問題，只要不是制度使然，如黨營黨管，編輯和記者盡可在政治光譜上游走左右。在多元社會中，因為意見自由市場的開放與競爭，一個獨立自主的新聞媒體總有內部自我調整或被外部修正偏差的可能，一手遮天，比登天還難；制度的單元或唯我獨尊則不然，如中宣部一條鞭的指揮系統，逆我者不得善終。


美國政府與媒體並非沒有相互勾搭的例子，新聞界有時也墮落到無以復加，但是沒有人會相信共和黨或民主黨敢在新聞媒體安插黨委書記，更別說派駐，對編輯或記者頤指氣使。即使在台灣，國民黨或民進黨如果企圖在旺中媒體、《聯合報》系或《自由時報》等安置黨工，恐怕都會閙得天翻地覆，「黨」在台灣新聞媒體中已無運作之地。


對中國新聞記者來說，在報道和評論上，「吾黨所宗」是唯一指導框架與工作準則，不折不扣，社會責任可能還在其次。台灣的媒體代表和學者專家視「黨」而不見，就不是準確、客觀或公信問題了。也許，釣魚台「國賓」館的盛宴杯幌交錯，一旦私利和黨益同流，共襄盛舉，甚麽時候台灣報紙惟「本報黨委書記」是從，不知今夕何夕，便是中國軟實力的誘惑，中宣部不費吹噓之力，統戰都免了。





端木少華


資深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