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厲內荏的實質任命權 - 沈舟

本月中旬梁振英宣佈壠動政改諮詢不久，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榮順於10月25日會見香港各界人士組成的訪京團時，解釋了中央對香港具有十一個方面的憲制權力，包括中央對行政長官和主要官員有實質任命權，即中央可以任命也可以不任命香港選出的特首。這是繼今年3月喬曉陽提出特首必須愛國愛港，「不能是企圖推翻中國共產黨領導、改變國家主體實行社會主義制度的人」，由全國立法機關負責人向香港選民發出的再一次警告。


中央政府可以否定地方普選出來的行政首長，這在世界民主選舉史上是罕見現象，其中蘊含的憲制危機不言而喻。從程序上說，這是香港《基本法》的一個憲制設計缺陷。伊朗選舉出來的總統，最終也需要最高領袖的任命，但否決的可能性極小，因為總統候選人只能由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的十二名成員篩選後提出，而其中六名委員就是最高領袖直接任命的宗教專家。這樣的選舉是否符合國際標準另當別論，但至少它能夠自圓其說，又可以做到風險可控。


而香港普選對於中央來說風險頗大。中國憲法宣稱「主權」在民，並規定了地方各省的行政長官都由當地選民選舉產生，毋須中央任命。若否決香港人民選出的特首，就需要提出行使否決權的合憲解釋，並因此承擔漠視香港民意的政治責任。中央與地方屬於不同的利益主體，其間必然有利益衝突和政策牴牾，如果以是否「與中央對抗」來取捨地方首長，相信內地所有省市長都難以獲得本地選民的實際支持。


從根本利益上講，普選是「一黨專制」的絞索，中共具有將這個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的「誠意」嗎？從香港回歸前中央否決肥彭的政改方案、取消直通車，到回歸後拖延了二十年，才在港人強烈的要求下，允諾2017年普選特首，中央對民主普選一直存在牴觸，「心魔」日久，有目共睹。說的委婉些，北大人對香港普選只是葉公好龍；說的難聽點，是既想當專制的婊子，又要立民主的牌坊。

假若，香港普選發生在冷戰時期，毛澤東肯定不會對此抱有「心魔」。他只會將香港泛民派和戴耀廷等「佔中死士」們視為「有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淒厲，幾聲抽泣。螞蟻緣槐誇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因為毛大人心目中有着十分堅定的價值信仰：要為「消滅資產階級，解放全人類」而奮鬥。暴力和意識形態構成的鐵幕下，十多億人民對此堅信不疑。


改革開放以來，隨着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共官僚集團，特別是紅二代群體，通過權貴勾結獲得了巨大的利益。毛時代的專政對象：資本主義當權派，如今成了自己的奮鬥目標。只有壟斷政治特權，才能非法侵佔經濟利益，因此，舊的價值觀必須拋棄（毛主義有礙市場經濟），新的價值觀又不敢擁抱（民主政治有礙權貴勾結），中共的執政理念於是出現了價值虛空。拿大陸著名學者汪暉的話來講，中共與她原來的階級基礎出現了「代表性斷裂」，自身正處於一個「去價值化」的過程之中。習近平前不久宣稱：改革前後兩個三十年不能互相否定，其實質就是兩個歷史時期的價值都遭到否定，正是在這種雙重否定中，中共失去了價值支撐，其價值核心不再是過去的階級立場，也不是未來的普世利益，而只是作為統治集團現時擁有的一黨私利。


汪暉指出，中共上述「蛻變直接表現為價值領域的模糊與矛盾」。「國家的意識形態機器實際上已經或正在蛻化為一般國家機器，即依靠暴力或行政權力進行操控的體制。」這種操控以「維穩」為準則，而非以「價值」作取向。導致了當局者「心魔」重重，六神無主。面對香港普選，中央反覆以「外厲」的警告維穩，我們看到的卻是其價值虛空的「內荏」心態。剝掉「國家利益、主權安全」的華麗外衣，所謂「實質任命權」，不過是一根打壓香港民意的腐朽大棒而已。





沈舟


自由撰稿人